第一次是公元前536年，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权力的鼎上，史称“铸刑书”。第二次是公元前513年，晋国大臣将晋国的刑书铸在鼎上，史称“铸刑鼎”。

我国奴隶制时期的法律基本上是不公开的，不成文的。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社会早期立法法制发展水平低下，另一方面是我国古代统治者追求法律神秘主义，所谓“刑不可知，则威不可测”，方便自己的统治。

到了春秋时期，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一方面是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体制都在变化，另一方面是原有的法律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工具，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，因此，春秋中期以后，一些诸侯国开始制定和公布成文法。

于是，就有了郑国“铸刑书”和晋国“铸刑鼎”的举动。